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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外贸再抉择
2020-01-10 02:45:40

  海关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虽然9月我国进口同比增加了2.2%,但出口同比剧烈萎缩5.6%。受此影响,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下降1.9%,其中出口下降1.6%,进口下降2.3%。这就是说,目前我国外贸进口、出口仍然还是负增长。这种长周期进出口持续萎缩的状况在我国外贸历史上非常罕见,其背后无疑潜藏着值得解析的缘起。

  “逆全球化”乍起

  在先前将2016年全球贸易量增速预期从3.9%下调至2.8%的基础上,世界贸易组织(WTO)在最新一期《世界贸易展望》报告中又将该指标从2.8%下调至1.7%,并指出今年全球贸易增速将是连续第五年放缓,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最糟糕的时期。显然,中国对外贸易持续性走软是在国际贸易普遍陷入低沉的大背景下发生的,而制造这一灰暗背景的力量无疑是全球经济增长的放缓与萎靡。

  今年以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已连续两次下调全球经济增长速度,最低调至2.8%。对不同经济体,IMF报告指出,美国经济今年预计仅将增长1.6%,欧元区增速为1.7%,日本增速为0.5%;同时,受脱离欧盟影响,英国经济增长可能下降到1.8%。另外,作为最大的新兴市场国家,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速将下降到6.6%,巴西、俄罗斯也很难摆脱衰退阴影。受制于经济增长步伐放缓,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今年以来不约而同地出现连续多月进出口负增长,新兴市场中的印度更是出现连续21个月外贸负增长,中国同样未能幸免。

  但是,在关注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对国际贸易形成重大掣肘的同时,我们更应注意到,出自人为的“逆全球化”行为对世界贸易所施加的无形钳制与隔阻。由于多哈回合推进的停滞,全球不同经济体纷纷选择构建区域自由贸易协定(FTA)。根据WTO数据,截至,在WTO备案的各种自贸区协定多达277个。虽然在各自范围内FTA的确促进了区域内生产和供应链整合,但这种“碎片化”的片区贸易模式也导致了大量的贸易转移,并割裂了全球价值链的分工与合作。

  与贸易“碎片化”相并行,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纷纷抬头作祟。据WTO统计报告,自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仅二十国集团(G20)成员国就采取了1583项的贸易限制措施;英国经济政策研究中心发布的《全球贸易预警》则显示,作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美国从2008年到2016年采取了600多项贸易保护措施,其中仅去年就采取了90项,平均每4天推出一项。

  必须承认,依托全球化,过往30年世界贸易以超出GDP增速的两倍前行,但全球化并没有带来财富的均衡分配,80%的发展中国家、80%的中小企业、80%的妇女和年轻人没有参与到全球化之中,自然就没有分享到全球化红利。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内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大型企业集团与中小企业之间的贫富悬殊逐步拉大,世界基尼系数达到0.7左右,超过了国际公认的0.6“危险线”。正是如此,英国民众支持“脱欧”,德国和欧洲国家成千上万的人走上街头反对加入跨大西洋(行情600558,买入)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议(TTIP)。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不仅主张降低贸易自由化程度,而且提出对中国和墨西哥征收高额关税的措施,而法国2017年总统选举的竞争者也倡导保护主义。在这种情况下,民众的反全球化情绪被反复强化,全球贸易自由化与投资便利化所面临的压力不断增大。

  最大的受害者

  据IMF发布数据,从2009年至2015年,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每年都在25%以上,而且中国的出口占全球份额已经上升至13.8%。然而,需要面对的严峻事实是,在当今国际贸易环境中,一国的进出口交易体量越庞大,其受到的“逆全球化”干扰与冲击可能愈剧烈,最终的受害程度也就越深。

  分析发现,目前欧盟为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其次是美国与日本,紧跟其后的有东盟、非洲等国。除非洲国家外,与中国发生巨额与频繁贸易往来的其他经济体都在积极布局FTA,因此,在承受众多FTA的贸易转移效应之压时,中国所遭遇的更大挤出效应则是TPP和TTIP。的确,TTPP与TPP都各自带着贸易自由化的不同诉求,但二者却有着一个共同的排他性特征指向,那就是扼制中国。TTIP旨在打造一个以高度自由化为堡垒的市场准入屏障,使中国等国家因无法高尺度互惠开放本国市场而无法加入,在新规则的无发言权,从而隔离中国影响力在全球的扩展。而TPP则更是美国“重返亚洲”的并巩固自己在亚太地区贸易规则制定权的核心支柱,同时对中国的崛起形成直接的钳制。这样,TPP与TTIP事实上形成了在贸易上压制与挤排中国的两大侧翼,加上克林顿时期生成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美国基本完成了对中国一体两翼的经济贸易包裹与全面扼制的格局。

  必须强调的是,虽然时下TPP在美国国内因政局变化而可能搁浅,同时TTIP因为欧洲方面的原因受到了不小的羁绊,但不代表未来美国新任领导人上台之后针对中国的姿态转向,也不排除美欧之间还会选择其它跨区域合作形式,最终针对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产品反倾销等系列双簧闹剧依然会频繁上演,而且只要欧美达成某种形式的FTA,其对亚太地区的影响力以及亚洲诸多小国的代入感就会明显增强,中国出口贸易的承压也会相应地增强。

  当然,与FTA相比,更具直接杀伤力的还是弥漫在中国外贸上空的重重贸易保护主义阴影。由于在高端领域和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从互补正在变为交叉甚至重叠,同时低端层面的轻工纺织与发展中国家的竞争更为激烈,中国所承受的双向贸易摩擦与日俱增。据商务部统计,今年以来,中国共遭受来自20个国家(地区)发起的85起贸易救济调查案件,涉案金额达103亿美元,案件数量上升49%,涉案金额上升94%。中国已连续21年成为全球遭遇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连续10年成为全球遭遇反补贴调查最多的国家。

  重要的是,在频繁使用关税与反倾销等传统贸易制裁手段的同时,为了避免贸易报复,不少国家还有意识地将保护主义渗透到技术性贸易如法规、标准、政府采购与合格评定程序等措施之中,无形之中抬高了针对中国对外贸易的成本。如今年以来美国针对中国的出口产品发起的17起“337调查”,以及欧盟发布REACH法规修订案从而禁止NPEO含量超过0.01%的纺织品投放欧盟市场,二者所架起的技术壁垒对中国的钢铁、服装出口等造成很大影响。

  中国再抉择

  按照海关总署的最新统计结果,今年第一季度,我国进出口、出口和进口值分别下降7.2%、6.3%和8.3%;二季度进出口、进口值分别下降0.2%和1.3%,出口值增长0.6%;三季度进出口、出口和进口值分别增长1.1%、0.4%和2.1%,中国对外贸易呈现逐季回稳向好态势,而且无论是进口贸易量还是出口贸易量,中国的分值都要高于全球平均水平。

  作为世界进出口大国,中国在全球贸易大盘中“压舱石”作用不可小觑。因此,无论是出于维护国际贸易稳定的目的,还是进一步繁荣自身的进出口格局,面对着“逆全球化”的压力,中国都不能简单地屈服和退让,而是要在彰显出高超的协调与应变智慧的同时,继续高扬起自由贸易的大旗。

  首先,基于国际贸易竞争的胜负最终取决于一国产品质量的事实,立足于供给侧改革,中国企业必须在国内坚定不移地加大转型升级(爱基,净值,资讯)步伐。一方面,要主动面向国际市场消费需求,改善供给结构并创造适应需求的供给体系,包括提升企业的柔性化生产能力,开发与推行众包设计研发和网络化制造等新模式,鼓励与引导全球消费者参与产品或服务的研发设计,推动消费者需求反应的内部化。另一方面,要加快制定一批强制性国家标准,提高消费品国内国际标准一致性程度,推动实现内外销产品“同线同标同质”,同时建立企业标准领跑者制度。不仅如此,还要引导企业增强质量、品牌和营销意识,弘扬企业家精神和工匠精神,实施精细化质量管理,改善与提升中国产品的国际形象。

  其次,基于FTA趋势不可逆转的逻辑,除积极参与双边自贸协定的构建外,中国应将重点放在多边FTA的构建上。据中国社科院发布的《自贸区蓝皮书:中国自贸区发展报告(2016)》,在已经生效的中国20个FTA贸易伙伴中,仅印尼和瑞士位居世界GDP排名的前20位,而且排名相对靠后。从中可以看出,中国现有FTA“朋友圈”辐射的市场规模显然较小,投资和服务贸易开放广度和深度明显不够,更无法与国际新标准和规则实现有效对接。因此,除了将FTA构建与国内11个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推进有机结合,从而形成彼此呼应的开放体制、并通过深化国内改革来适应高标准的国际开放规则要求外,鉴于TTIP搁浅之后欧洲国家在贸易方向上可能“向东看”的趋势,中国一方面要加快推进趋势已经明朗的中英自贸协定谈判进程,同时主动寻求与欧盟扩大合作的空间,在完成正在进行谈判的中欧投资协定后,趁热打铁展开中欧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

  在多边FTA的构建上,中国一方面要主动创造条件加快中、日、韩FTA的谈判进程,而且可能的话,应将三边商品贸易与投资纳入一个谈判篮子中来解决;另一方面要加大推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协商步伐,争取今年年底如期落地,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谋求“10+1”的3.0升级版;鉴于中美投资协定(BIT)在TPP与RCEP之间可能发挥着润滑剂作用并且有助于推动中国所倡导的亚太自贸区(FTAAP)设想,中国更应使出“洪荒之力”加快BIT的早日达成,在此基础上还可以寻求向《双边投资和贸易协定》(BITT)方向平滑的机会,进而启动中美自贸协定的步伐。

  再次,基于服务贸易权重在国际贸易中日渐提升的趋势,中国应当全力延伸服务贸易的能量半径。5年前,全球服务贸易额仅为1.44万亿美元,到今天,这一规模膨胀到了56万亿美元,并且在全球商品贸易增长中,服务贸易所占比重超过了货物贸易占比;同时,过去5年间,服务贸易总是以高于全球GDP和和货物贸易的速度增长着,以至服务贸易占世界贸易的比重目前已经上升至22.2%。显然,与全球性趋势共进,已经在国际货物贸易领域长袖善舞的中国理应在服务贸易领域纵横深耕。

  数据显示,今年前8月我国服务贸易逆差达到了1629.6亿美元,为10年前的18倍之多;另外,我国的服务贸易额目前贸易占比仅为18%,比全球平均水平低4.2个百分点。因此,无论是为了平衡商品贸易账户,还是规避贸易摩擦以及提升出口层级,中国都有必要进一步加大服务贸易的比重。一方面,需要在国内加大服务业的开放力度,消除垄断的同时放松各种不必要的规制,为社会资本释放更大的腾挪空间;同时在七个自由贸易区继续探索“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准入前国民待遇”的开放模式,打破开业权、人员移动、技术性等服务贸易壁垒。另一方面,在服务业半径的对外延伸上,要在发展一般服务贸易、离岸服务外包、边境服务贸易和境外分支机构服务销售的同时,不断创新我国服务贸易发展方式,重点加大创新边境服务贸易政策力度,利用边境地区毗邻相关国家和地区的优势,发展在旅游、分销、医疗保健、娱乐等领域的“飞地型”服务贸易。此外,要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重点,加快推进带路沿线油气管道、电网、信息网等关键基础设施“无缝衔接”,打通带路在陆上、海上、空中的贸易流、物流、人流、信息流通道。

  最后,基于世界经济格局的深刻变化以及各种贸易力量再重组趋势愈演愈烈,尤其伴随着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影响力日渐提升,作为最大的新兴市场经济体,中国理应争取更多的国际贸易主动权。正如WTO最新报告所指,全球贸易已经连续5年陷入3%以下的低速增长窘境,世界贸易显著跌宕的背后是国际贸易规则与贸易关系的急剧调整,以及一个全球贸易秩序的再度构建,在这一调整与重构过程中,全球化的协调治理显然未能跟上步伐,如WTO的功能日渐式微、多哈回合屡遭波折等。因此,一方面中国理应利用G20以及APEC等平台和机制争取更多的话语权,在积极谋取与各国宏观经济与宏观政策沟通的同时,推动WTO多边贸易体系建设和高标准的自贸区网络建设相结合,打造开放包容的世界经济躯体;另一方面,要借助亚投行与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加强与国际基金合作组织以及世界银行的高水平合作,有效化解金融风险,促进经济良序转型与可持续增长的全球治理新格局加速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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